理查德·罗蒂：这本书都说了些什么？ ——评约翰•塞尔《意向性》

这本书都说了些什么？

——评约翰·塞尔《意向性》

理查德·罗蒂 著

GTY 译

在最近一次针对德里达的争论中，约翰·塞尔把当前这一时期说成是“语言哲学的黄金时代”。这当然百分百正确。这是个创建体系的时代，大量极端复杂的体系被建构了起来。那些非难创建体系的老派分析哲学修辞，（相对于短小精悍的期刊论文的）大而无当的书籍，以及哲学“学派”的发展，所有这些统统被弃之如敝屣。当前，没有谁还会去提什么“团队合作”或者“易解答的问题”（bite-size problems）。相反，每隔那么几年，语言哲学的难题就会被关于意义和指称的另一种原创性说明所改变，这种崭新的说明打一开始便否认了以往被认为是游戏规则之一部分的某个前提。当前，在语言哲学这个领域中，一大批受同侪间友好竞争氛围激发的绝顶聪明的家伙正忙于创造学派——而大批学生则时刻准备着通过对模态语境、条件句、索引句等等理论加以绝妙阐释，来守护其老师的“核心洞见”。语言哲学的这一盛况绝非分析哲学的其他领域能够望其项背。

产生出这一黄金时代的同一种疑虑，此前也曾产生过哲学的其他黄金时代——比如13和14世纪那伟大的“经院”体系，或者德国唯心主义那了不起的形而上学体系。此种疑虑在于这样一个见解：以某种方式来说，我们或许只能受困于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摆脱桎梏，去触及那极端重要之物。在中古时代，那看来无法触及之物乃是上帝。人类这一有限者也许能够跨越其自身与那无限者之间的鸿沟，但也可能无法办到。各种极其精致的学说被用来描述这一鸿沟，学者们就如何跨越此鸿沟各抒己见。到了康德那里，争议对象变成了物自体。伟大的形而上学想象技巧产生出各种体系，以之解释或否认主客体间那晦暗不明的同一性。而自弗雷格以降，时空世界看来乃是人类语言所无法企及的。康德认为我们只能受制于现象世界，他的这一看法使得下述见解成为可能：我们只能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意向，而无法让我们的语言游戏紧扣世界。近年来，（语言使用者脑袋里的）意义与指称（也就是将语词和世界捆绑到一起的那一关系）这二者间的关系问题主宰了分析哲学。争论这一问题时的那种紧迫感，难免让人联想到当年对“超越我们的主观性”这一问题的探讨。

塞尔的新书异常优雅地、深刻地说明了我们何以能够——不妨这么说——在我们的脑袋里进出自由。他是这样谈论其目的的：

像这样的探讨往往沦为那种吹毛求疵的经院哲学，从而掩盖了正在探讨的那些基本的“形而上学”假设……我的基本假设只不过是：与语言[1]的因果关系以及其他种类的自然关系，只是在其影响到脑的范围内，才与语言和其他种类的意向性相关……某个形式的内在主义必定是正确的，因为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来干这差事。我们只能用脑来给我们自己表征世界，我们能够使用的每一样东西，都必定在我们的脑里面。对于一个缸中之脑而言，我们所具有的每一个信念都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恰恰是一个缸中之脑；那个缸就是一个头颅，而那些进到里面来的信息，正是通过对神经系统的影响才得以进来的。

就塞尔而言，内在主义这一术语相对于下面这种普特南—克里普克式的观点：为了搞清楚某人所指称的或谈论的是什么东西，你必须自外部观察她，在她与宇宙的其他部分间的因果关系语境中看待她——虽然她可能对那些关系一无所知。克里普克让塞尔变成了弗雷格的替罪羊，他认为塞尔的早期著作《言语行为》里的专名理论败坏了弗雷格下述内在主义观念的名声：“意义决定指称”——简单来说，你所触及到的那外在于你的东西，乃是依赖于那内在于你的东西的。在《意向性》中，内在主义给出了回击。

[不算译按]

读过塞尔《言语行为》的人都不难发现，塞尔此后几十年里的思想都可以在他这部成名作里找到源头，可以说塞尔一直是在建立他自己的哲学体系。黄金时代？盛况空前？罗蒂的附和给人的感觉可真不怎么样。

在《意向性》中，塞尔详尽表达了罗蒂所说的那种“紧迫感”，在塞尔看来，正是这种紧迫感使得心灵哲学代替语言哲学成为了第一哲学。然而可恶的罗蒂再一次解构了这种无缘由的焦虑。

在罗蒂所引用的那段原文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错误。我没有能力去查证那究竟是网站的编辑错误，还是罗蒂耍的小把戏。但即便真的是者，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语言V.S.实在世界，不是吗？

罗蒂和塞尔是死对头，这是尽人皆知的。塞尔觉得只有清除罗蒂，美国的大学教育才有救，罗蒂则一贯以嘲讽的口吻调侃塞尔的自然主义实在论。然而谁也没有能力去问，死神过早夺取罗蒂的生命，到底意味着他是站在他们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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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译文所据网页上原文如此，而塞尔原文应为“实在世界”，因本人没有能力考证此错误性质，故仍按所据原文译出。——译者

哈贝马斯：哲人、诗人与友人——悼念理查德·罗蒂

哲人、诗人与友人

——悼念理查德·罗蒂

尤根·哈贝马斯 著

GTY 译

我是在差不多一年前，从一封电子邮件里得知那个消息的。一如往常，罗蒂表达了对“战争总统”布什的绝望，这家伙的政策深深地伤害了他这个总是在希冀着“筑就”其国家的爱国者。一番辛辣挖苦后，那出人意料的句子不期而至：“唉，我已经得了杀死德里达的那同一种病。”似乎是为了稍微缓和一下气氛，他又诙谐地说，他女儿认为这种癌症肯定源自于“读了太多的海德格尔”。

 三十五年前，罗蒂摆脱了日益狭隘的职业桎梏——当然这不是为了逃避分析思考，而是要在哲学中另辟蹊径。罗蒂深谙我们这行的门道。在与唐纳德·戴维森、希拉里·普特南或者丹尼尔·丹尼特这样的同侪的论战中，罗蒂总是能够持续不断地给出优雅的、深思熟虑的论证。但他从未忘记，哲学决不能忽视我们正经历着的人生所抛出的那些问题——这远比同行们提出的那些异议要重要得多。

 几十年来，罗蒂始终以崭新的观点、崭新的洞见和崭新的表述直面包括其同行在内的普罗大众，就我所知，在当代哲人中，还无人能够与其比肩。这种令人敬畏的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位摆脱了学院哲人身份的诗人的浪漫情怀。此外，在很大程度上这还要归功于他那令人难忘的修辞技巧与完美的散文写作，作为一名作者，罗蒂时刻准备着用异于惯常的表现手法、出人意表的对抗性概念以及新颖别致的语汇（罗蒂最喜欢用的就是这个术语）去震撼读者。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到超现实主义，罗蒂的散文才能让他游刃有余。

这个彻底变革了我们的思考模式，影响了全世界人民的知识分子，他的反讽与激情，还有那玩世不恭的调调，会让人认为他性情粗鄙。然而这一印象并不公正，要知道，他其实本性纯良。他总是那么害羞，那么沉默寡言——他总是如此敏感于他人。

罗蒂给他自己的那篇小传起名《野兰花与托洛茨基》。文中，罗蒂描述了年青时的他如何漫步于新泽西西北部那花开灿烂的群山之间，呼吸着兰花那沁人心脾的芬芳。与此同时，他在其左翼父母的家中发现了一本引人入胜的书，那本书反对斯大林而为列昂·托洛茨基辩护。正是从这里，产生了罗蒂携其前往大学的那一洞见：哲学将能够在兰花的天上之美与地上的正义这一托洛茨基之梦间达成和解。对于反讽主义者罗蒂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在生命的尽头，当被问及“神圣”时，这位严苛的无神论者以青年黑格尔式的口吻答道：“于我，神圣的只是这样一个希望：终有一日，我的子孙后代将会生活于一个全球性文明之中，对于该文明而言，爱将是唯一的法律。”

理查德·罗蒂：人文知识分子论纲

人文知识分子论纲

 The Humanistic Intellectual: Eleven Theses

译按：1.就我个人感觉而言，罗蒂这篇短文是欢快而诙谐的。2.或许正是受这种幽默的感染，我在翻译时非常随意，有时甚至是任性，结果包括《人文知识分子论纲》这个题目在内，许多句子与原文在字面上很不一样，这一点还请各位读者原谅，虽然我相信这些任性并没有影响到罗蒂要表达的想法。3.对罗蒂笔下这种人文知识分子的最佳描述，我想就是“搅屎棍”——我认为这个描述语可以应用到一切知识分子头上。4.这表明了一个事实：知识分子并不崇高，因为他的舞台只能是一个粪桶，他自己也不过一根搅屎棍而已，然而与那些耙粪记者一样，知识分子又绝不下贱，因为他为了高尚的理念，甘愿弄污自身。5.这让人想到双面的苏格拉底——对那些妄图做王并驱逐诗人的哲人，我们固然应当嘲讽，但对那些不惜以身犯险深入洞穴的哲人，我们却必须脱帽致敬。6.那么，你是在责骂知识分子是搅屎棍吗？抱歉，我想你那是在赞美知识分子。你是在赞美那些知识分子的“洁身自好”吗？抱歉，我想你是在侮辱知识分子这个词。7.判断一个社会有没有知识分子，只需要看看有没有那些令人厌恶却又不可或缺的搅屎棍；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只需要看看他有没有做一根搅屎棍的觉悟。8.不愿做一根搅屎棍的知识分子，根本就不是一个知识分子。9.当一个社会千方百计把自己装扮成纯真、洁净的厕所时，距离它的崩溃也就不远了——当雅典决定杀死一只牛虻时，它距离自己的死期也就不远了。 10.从牛虻，到耙粪，再到搅屎棍，语言游戏再次展现出它的反讽力量。11.本译文献给我的妻子和女儿。

1.有人认为通过追问为人文院系所共有，从而使其区别于大学其他院系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就能够给出“人文学科”的定义，对此我们并不同意。那条有趣的界线是不会拘泥于院系与学科之分的。此界线应当是区分了两类人：一类人忙于遵循众所周知的标准来为知识做出贡献，另一类人则尝试着扩展其自身的道德想象。后一类人之所以阅读书籍，是为了扩展他们对下述事物的感觉：这些事物对他们个人或者对他们的社会而言，乃是可能的、重要的。我们称这些人为“人文知识分子”。比起古典系来，人们总是能够在人类学系找到更多这样的人；同样，有的时候，比起哲学系来，法学院会有更多这样的人。

2.如果有人问：这些人都做了哪些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履行的社会职能是什么？那么“教学”和“研究”就都不是什么好的回答。这些人的教学理念，至少就他们想要进行的那种教学而言，绝不是什么传递知识，而更像是鼓动那些孩子。当他们申请留任或者拨款时，他们或许必须要填写一大堆表格，谈谈他们那些所谓的研究方案的目标和方法，但他们实际上真正想要做的，是阅读更多的书籍，以期自身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3.所以人文知识分子真正的社会职能，是向学生心中灌输各种疑虑，这些疑虑有的是针对学生们的自我形象，有的则是针对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这些人作为教师，要确保每一代人的道德意识都稍稍不同于前一代人。

4.但为了获得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支持，我们是不会去谈论这一社会职能的。我们不能告诉董事会、政府委员会等等，说我们的职能就是煽阴风点鬼火，就是让我们的社会抱有负罪感，就是让它失去平衡。我们不能说那些纳税人之所以花钱雇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确保他们的孩子所思所想与他们自己截然不同。其实大学干的就是这档子事儿，对此每个人——甚至那些普普通通的纳税人——都心知肚明。然而是不会有人胆敢坦率地说出这个事实的。

5.我们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发现，我们所处的情形与那些“社会福音派”或者“解放神学”的神职人员非常相像，这些神职人员视自己为致力于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国。他们的反对者则将他们的行为描述为左翼政治行动。反对者们说，神职人员的职责本应是传播上帝的旨意，但这些人却搞起了政治勾当。同样，我们的职责据说是贡献和传播知识，结果我们却在“使人文学科政治化”。但是，正如同上述那些神职人员对去政治化的教派毫无兴趣，我们对非政治化的人文学科也毫无兴趣。

6.当然，我们还是要依照惯例去谈谈管理委员会和资助机构所熟悉的那些话题的，比如“卓越的客观标准”、“基本的道德和精神价值”、“由人类境况所带来的持续不断的问题”等等，就好像自由主义的神职人员在那些老掉牙的信条方面多少还是要糊弄一下的。然而我们这些人深受后世那些反柏拉图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历史化和自然化的作者们（比如黑格尔、达尔文、弗洛伊德、韦伯、杜威和福柯）的影响，所以我们要么变得玩世不恭，要么就在这些空话套话中大量夹带私货。

7.表面上的花言巧语和私下里的使命感之间的这一张力，使得学院中人——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很容易沦为异端猎人的牺牲品。像威廉·班尼特这样的野心家——或者像年轻的威廉·巴克利（《上帝与男人在耶鲁》[God and Man at Yale]的作者）和查尔斯·塞克斯（《骗子教授》[Profscam]的作者）这样的愤世嫉俗的记者——总是能够洞察到这种表里不一。但面对全体教员的团结一致，这些异端猎人们往往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虽然物理学教授和法学教授们一向不受人待见，但他们却总是能够把美国大学教授协会里那些教授人类学或者法语的同伴们团结起来，尽管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在乎后者到底是干什么的。

8.但是在近来对人文学科的攻击中，那些异端猎人们有了比以往更易受到伤害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艾伦·布鲁姆所谓的“尼采化的左翼”。在美国，这一左翼是一个反常事物。以前，美国的左翼要求我们的国家对它的理念保持真诚，要求它沿着我们的先辈们所制定的道路，去扩展人类的自由：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先后经历了废除奴隶制、女性选举权斗争、瓦格纳法案、民权运动，直到今天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然而尼采化的左翼却痛斥这个国家已经烂透了——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种族主义的、性别歧视的、帝国主义的社会，它丝毫不值得我们去信任，它的一切话语都应当受到无情地解构。

9.这一左翼之所以易受攻击，还因为它过于自我沉溺，过于哲学化。它过分看重保罗·德·曼的下述怪异见解：只有基于批判语言分析，人们才能够处理意识形态问题以及相关的政治问题。它看起来接受了西利斯·米勒的下述异想天开的主张：如果世间的男男女女都成为德·曼意义上的好读者，那么太平盛世便会到来。每当这一新的左翼被要求就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给出一个乌托邦式的描绘，他们就会仿效福柯的那个蠢到家的评论来给出回应。当被问及为什么他从来不去描绘一个乌托邦时，福柯说道：“我认为，去想象另一个系统，就是去扩大我们对当前这一系统的参与。”德·曼和福柯（还有米勒）当然要比这些不幸的评论所表明的好得多，但他们的某些追随者却要糟糕得多。这一过于哲学化的、自我沉溺的左翼，与那些过于哲学化的、自我沉溺的施特劳斯主义者相映成趣。两者都如此蔑视当代美国，以至于每当涉及到国家、州或者地方政治时，它们就变得软弱无能（impotent）。这意味着他们把精力统统放到了学院政治上面。

10.这两组人马当前正在演练如何构建一份阅读书单。施派分子认为，书籍的入选标准是内在的卓越性，而尼采化的左翼则认为标准应当是公平性——比如性别间的公平，种族间的公平，以及第三世界与其他世界间的公平。然而他们统统错了。构建书单必须要在两类需求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第一类需求是要让学生与其长辈和其他阶层的人有共同话语——因而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白水分校的祖父辈和就读于斯坦福大学的孙子辈将会阅读大量相同的书籍。第二类需求是要让教师们能够去讲授那些曾经打动过他们、激励过他们、改变过他们的人生的书籍，而不是只能讲授由委员会裁定的教学大纲。

11.教育哲学家、用心良苦的委员会以及政府部门都曾试图去理解、界定和控制人文学科。但关键之处却是要让人文学科常变常新，从而确保其无法界定、无法控制。为此我们所需要的，不过就是那种老式的学术自由。只要能让我们对那些嚎叫着“政治化！”的异端猎人自由自在地耸耸肩，让每一批助理教授都能对他们的衣食父母，也就是那些院系卫道士们自由自在地不理不顾，人文学科就将继续保持良好状态。如果你并不喜欢某时某地英语系的意识形态氛围，你只需要等上那么一代人的时间。看看在2010年左右，当尼采化的左翼试图自我更新时，都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我敢打赌，到那个时候，英语系的那些明星博士们一辈子都不会再想听到“二元对立”或者“话语霸权”等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