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知识分子论纲
The Humanistic Intellectual: Eleven Theses
译按：1.就我个人感觉而言，罗蒂这篇短文是欢快而诙谐的。2.或许正是受这种幽默的感染，我在翻译时非常随意，有时甚至是任性，结果包括《人文知识分子论纲》这个题目在内，许多句子与原文在字面上很不一样，这一点还请各位读者原谅，虽然我相信这些任性并没有影响到罗蒂要表达的想法。3.对罗蒂笔下这种人文知识分子的最佳描述，我想就是“搅屎棍”——我认为这个描述语可以应用到一切知识分子头上。4.这表明了一个事实：知识分子并不崇高，因为他的舞台只能是一个粪桶，他自己也不过一根搅屎棍而已，然而与那些耙粪记者一样，知识分子又绝不下贱，因为他为了高尚的理念，甘愿弄污自身。5.这让人想到双面的苏格拉底——对那些妄图做王并驱逐诗人的哲人，我们固然应当嘲讽，但对那些不惜以身犯险深入洞穴的哲人，我们却必须脱帽致敬。6.那么，你是在责骂知识分子是搅屎棍吗？抱歉，我想你那是在赞美知识分子。你是在赞美那些知识分子的“洁身自好”吗？抱歉，我想你是在侮辱知识分子这个词。7.判断一个社会有没有知识分子，只需要看看有没有那些令人厌恶却又不可或缺的搅屎棍；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只需要看看他有没有做一根搅屎棍的觉悟。8.不愿做一根搅屎棍的知识分子，根本就不是一个知识分子。9.当一个社会千方百计把自己装扮成纯真、洁净的厕所时，距离它的崩溃也就不远了——当雅典决定杀死一只牛虻时，它距离自己的死期也就不远了。 10.从牛虻，到耙粪，再到搅屎棍，语言游戏再次展现出它的反讽力量。11.本译文献给我的妻子和女儿。
1.有人认为通过追问为人文院系所共有，从而使其区别于大学其他院系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就能够给出“人文学科”的定义，对此我们并不同意。那条有趣的界线是不会拘泥于院系与学科之分的。此界线应当是区分了两类人：一类人忙于遵循众所周知的标准来为知识做出贡献，另一类人则尝试着扩展其自身的道德想象。后一类人之所以阅读书籍，是为了扩展他们对下述事物的感觉：这些事物对他们个人或者对他们的社会而言，乃是可能的、重要的。我们称这些人为“人文知识分子”。比起古典系来，人们总是能够在人类学系找到更多这样的人；同样，有的时候，比起哲学系来，法学院会有更多这样的人。
2.如果有人问：这些人都做了哪些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履行的社会职能是什么？那么“教学”和“研究”就都不是什么好的回答。这些人的教学理念，至少就他们想要进行的那种教学而言，绝不是什么传递知识，而更像是鼓动那些孩子。当他们申请留任或者拨款时，他们或许必须要填写一大堆表格，谈谈他们那些所谓的研究方案的目标和方法，但他们实际上真正想要做的，是阅读更多的书籍，以期自身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4.但为了获得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支持，我们是不会去谈论这一社会职能的。我们不能告诉董事会、政府委员会等等，说我们的职能就是煽阴风点鬼火，就是让我们的社会抱有负罪感，就是让它失去平衡。我们不能说那些纳税人之所以花钱雇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确保他们的孩子所思所想与他们自己截然不同。其实大学干的就是这档子事儿，对此每个人——甚至那些普普通通的纳税人——都心知肚明。然而是不会有人胆敢坦率地说出这个事实的。
5.我们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发现，我们所处的情形与那些“社会福音派”或者“解放神学”的神职人员非常相像，这些神职人员视自己为致力于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国。他们的反对者则将他们的行为描述为左翼政治行动。反对者们说，神职人员的职责本应是传播上帝的旨意，但这些人却搞起了政治勾当。同样，我们的职责据说是贡献和传播知识，结果我们却在“使人文学科政治化”。但是，正如同上述那些神职人员对去政治化的教派毫无兴趣，我们对非政治化的人文学科也毫无兴趣。
6.当然，我们还是要依照惯例去谈谈管理委员会和资助机构所熟悉的那些话题的，比如“卓越的客观标准”、“基本的道德和精神价值”、“由人类境况所带来的持续不断的问题”等等，就好像自由主义的神职人员在那些老掉牙的信条方面多少还是要糊弄一下的。然而我们这些人深受后世那些反柏拉图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历史化和自然化的作者们（比如黑格尔、达尔文、弗洛伊德、韦伯、杜威和福柯）的影响，所以我们要么变得玩世不恭，要么就在这些空话套话中大量夹带私货。
7.表面上的花言巧语和私下里的使命感之间的这一张力，使得学院中人——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很容易沦为异端猎人的牺牲品。像威廉·班尼特这样的野心家——或者像年轻的威廉·巴克利（《上帝与男人在耶鲁》[God and Man at Yale]的作者）和查尔斯·塞克斯（《骗子教授》[Profscam]的作者）这样的愤世嫉俗的记者——总是能够洞察到这种表里不一。但面对全体教员的团结一致，这些异端猎人们往往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虽然物理学教授和法学教授们一向不受人待见，但他们却总是能够把美国大学教授协会里那些教授人类学或者法语的同伴们团结起来，尽管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在乎后者到底是干什么的。
8.但是在近来对人文学科的攻击中，那些异端猎人们有了比以往更易受到伤害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艾伦·布鲁姆所谓的“尼采化的左翼”。在美国，这一左翼是一个反常事物。以前，美国的左翼要求我们的国家对它的理念保持真诚，要求它沿着我们的先辈们所制定的道路，去扩展人类的自由：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先后经历了废除奴隶制、女性选举权斗争、瓦格纳法案、民权运动，直到今天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然而尼采化的左翼却痛斥这个国家已经烂透了——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种族主义的、性别歧视的、帝国主义的社会，它丝毫不值得我们去信任，它的一切话语都应当受到无情地解构。
9.这一左翼之所以易受攻击，还因为它过于自我沉溺，过于哲学化。它过分看重保罗·德·曼的下述怪异见解：只有基于批判语言分析，人们才能够处理意识形态问题以及相关的政治问题。它看起来接受了西利斯·米勒的下述异想天开的主张：如果世间的男男女女都成为德·曼意义上的好读者，那么太平盛世便会到来。每当这一新的左翼被要求就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给出一个乌托邦式的描绘，他们就会仿效福柯的那个蠢到家的评论来给出回应。当被问及为什么他从来不去描绘一个乌托邦时，福柯说道：“我认为，去想象另一个系统，就是去扩大我们对当前这一系统的参与。”德·曼和福柯（还有米勒）当然要比这些不幸的评论所表明的好得多，但他们的某些追随者却要糟糕得多。这一过于哲学化的、自我沉溺的左翼，与那些过于哲学化的、自我沉溺的施特劳斯主义者相映成趣。两者都如此蔑视当代美国，以至于每当涉及到国家、州或者地方政治时，它们就变得软弱无能（impotent）。这意味着他们把精力统统放到了学院政治上面。
10.这两组人马当前正在演练如何构建一份阅读书单。施派分子认为，书籍的入选标准是内在的卓越性，而尼采化的左翼则认为标准应当是公平性——比如性别间的公平，种族间的公平，以及第三世界与其他世界间的公平。然而他们统统错了。构建书单必须要在两类需求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第一类需求是要让学生与其长辈和其他阶层的人有共同话语——因而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白水分校的祖父辈和就读于斯坦福大学的孙子辈将会阅读大量相同的书籍。第二类需求是要让教师们能够去讲授那些曾经打动过他们、激励过他们、改变过他们的人生的书籍，而不是只能讲授由委员会裁定的教学大纲。
11.教育哲学家、用心良苦的委员会以及政府部门都曾试图去理解、界定和控制人文学科。但关键之处却是要让人文学科常变常新，从而确保其无法界定、无法控制。为此我们所需要的，不过就是那种老式的学术自由。只要能让我们对那些嚎叫着“政治化！”的异端猎人自由自在地耸耸肩，让每一批助理教授都能对他们的衣食父母，也就是那些院系卫道士们自由自在地不理不顾，人文学科就将继续保持良好状态。如果你并不喜欢某时某地英语系的意识形态氛围，你只需要等上那么一代人的时间。看看在2010年左右，当尼采化的左翼试图自我更新时，都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我敢打赌，到那个时候，英语系的那些明星博士们一辈子都不会再想听到“二元对立”或者“话语霸权”等术语。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